（赖荣）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民工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9251万人。四川是农民工大省，近年外出务工农民达2500万人左右，农民工经济总量超1.2万亿元。积极引导农民工在新时代转型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现实需要，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系统谋划部署、凝聚共识合力，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农民工转型发展。

制定农民工转型发展规划
　　农民工普遍缺乏职业生涯规划，多是盲目随意性的发展。政府应把农民工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制定农民工总体发展规划。可根据人口增长、三次产业调整、产业转型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吸纳，乡村振兴、城市发展战略，结合农村劳动力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就其发展进行远景规划，引导其职业生涯发展趋于明晰稳定自觉。
　　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规划。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与父辈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与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相对较低，价值观明显变化，理想更高远，渴望融入城市。应致力于推动其创新创业，向职业化城市化发展。
　　制定农民工分类分流发展规划。根据特质、发展意愿，行业产业发展对人的特质要求，对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较困难的农民工引导进入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领域，或公益性岗位；对长期外出务工有技能特长、稳定职业且家庭已入驻城市的，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应促进其为职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实施回引培养工程，从优秀农民工中培养选拔村干部，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构建农民工转型发展工作体系
　　转型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下功夫。
　　健全工作领导机构。主要是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农民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强大合力。
　　组建服务中心或服务公司。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市县组建农民工服务中心，劳务输出大县建立农民工服务公司，提升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主要是动态监测就业供求状况，加强就业失业形势研判，制定就业创业指导目录，扩大就业容量，保持农民工群体就业稳定。
　　培育服务经纪人。培育发展民间劳务输出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利用社会力量扩大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规模，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依托劳务经纪人，打通为农民工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和务工人员搭建供需渠道，对实现企业生产和农民工就业有积极意义。培育过程应依法依规对经纪人的认定程序、培育管理标准和承担的主要服务事项进行明确。

加大再技能化促进职业升级实现市民化
　　信息化、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制造业转型升级，大批农民工面临技术型失业的风险较高。必须通过再技能化培训提质扩面，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民工技能大军，提升其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新技术工人，让其享有均等的市民权利与社会保障。
　　重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与制度体系。国内外经验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它的发展与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共同发力。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采用师徒制来培养技术工人，实行“八级工制度”，对促进工人学习提升技能，提高社会尊崇度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劳动关系的变革导致传统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逐渐瓦解。我国产业结构正向中高端迈进，应加快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技能形成体系，让农民工享有职业升级为新技术工人并实现市民化的转型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
　　高等职业院校和技工教育学校单列农民工招生计划。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制造业缺工现象明显，从业人员供不应求，一线普工与高级技工两头缺，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些情况为农民工的再技能化提供了非常好的窗口机遇期。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业。40岁及以下农民工不到50%，八成左右为初高中文化程度。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技能培训，主要从事中低端产业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极易被替代，他们多处于不稳定和短工化的就业状态，社会经济地位难以提升。因此政府可明确这类学校留出一定比例面向农民工招生，扩招计划中应有更多的份额，为农民工参加转岗转业再技能化、培育壮大新技术工人队伍打开制度之门。
　　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职业技能培训。德国和日本的职业技能培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于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工人的培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功能。德国的企业是技能投资的主体，承担建设独有或共享的培训中心的成本。国家通过学徒津贴、设备补偿、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日本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占主导作用，实行技能等级认定制度，采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制度来稳定劳动关系，而工人实现名义工资的持续增长，实现双赢。我们可借鉴其经验，加大政策供给，加大培训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鼓励企业投资技能培训，引导社会机构开展市场紧缺职业技能培训。

构建持续稳定的政策扶持与人文环境支撑链
　　随着科技发展进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职业的替代率会加速。据预测，现有职业不少会消失，同时又会产生不少新职业，目前这种趋势已在显现。为减少农民工结构性与技术性失业，促进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就业，需要同步实施积极的公共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加大政策配套和集成。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先后出台了系列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及措施，但就构建生态链而言，还需根据发展变化趋势不断完善，散见于相关政策法规中的有效举措应整合集成。有研究发现，改革职教制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学徒工经历以及开展技能培训等对农民工成长为技术工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保、收入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并能提高工作稳定性。对此应加强研究，形成相应的政策支持。
　　加大新技术工人的社会阶层移动。社会结构转型为橄榄型，必须保持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畅通，这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着力点。据了解，绝大多数技术工人希望能融入城市，让一定比例的农民工转型新技术工人进而成为新的中间阶层，是科学的选择。政府可在新技术工人的培训体系、技能认证、职业导向、规章制度、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规划，探索诸如新八级工制度、技术工匠、技能大师、首席技师等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可享落户、教育、医疗、社保、购房等各项社会权利诉求均等的市民权利。
　　强化人文环境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农民工在许多行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受到社会尊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他们往往被贴上标签，歧视和侵害其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进入城市从事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工作，被冠以农民二字而享受不了均等待遇，一些创业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再接受这一称谓。政府、企业和社会应多方发力，营造尊重包容的社会氛围。（作者系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