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艳玲）近年来，随着种粮成本攀升，如何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成为我国“三农”领域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各类种粮致富的励志故事，总能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屡登各类平台热搜。过去5年，四川粮食产量站稳700亿斤台阶，彰显了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硬实力。那么，种粮究竟挣不挣钱？当下要怎样种粮才能挣上钱？记者采访了四川成都市5位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听听走上规模种粮路10多年的他们怎么说。一说规模：多少亩最合适？ “500亩，既能摊薄农机成本，又能实现精细管理，是最适合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家庭农场主王茂君一语中的。他结合自身经验解释，在300亩左右时，农户自主配置农机并不划算，往往需要依赖社会化服务，这会压缩利润空间，年收入通常在10万元左右；到500亩规模时，可实现农机自主配置（插秧机、收割机等），年收入能上20万元，对家庭经营而言是合适的。当然，这个答案并非固定不变，机械化水平是影响规模的关键变量。对此，他有切身体会。 时间回溯到2013年，王茂君在本村流转200多亩田开始尝试规模种粮。“那时，栽秧就要雇80多人，一天工钱近万元，人工成本占去一半，年底一算账，净利润才3万元。”王茂君回忆。不过，在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支持下，他这些年陆续添置了插秧机、收割机等农机，人工需求骤减，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以前插秧，200多亩田要上百人忙半个月，现在500亩4个人一周搞定！” 同样在崇州，种粮大户梁志超则以“农业公司+家庭农场”模式，探索规模化种粮的最优解。他从2013年底开始在隆兴镇尝试规模种粮，从800亩起步逐年扩产，2020年后将规模稳定在3000亩。他曾尝试过3500亩，发现人员和机械调度跟不上，单产下降10%，反而不划算。梁志超分析，目前的规模和配套的设施让他年营收超千万元，秘诀在于规模效应既压低了农资成本，又尽可能释放了农机的使用效率。 57岁的张加文经营着崇州佳家家庭农场，一家四口打理1000亩土地，规模种粮已超十年，不盲目扩产是他的坚持。如今一年毛利60多万元，“比打工强！”他不扩产的原因很实际：“再多就要雇人，工钱和管理成本可能抵消收益，而现有规模靠自家人力结合机械化正好合适。” 成都邛崃市牟礼镇开元村的种植户黄祥，与妻子共同管理着4000亩土地，这是他摸索出的“有效管理上限”。2012年至2013年，借着规模化种植补贴政策，他从最初几十亩蔬菜种植转向粮食种植，先尝试200亩自种，后凭借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升级逐步扩展，如今4000亩土地虽分布在不同镇村，但实现了统一流程管理。二说经营：怎么才能多挣钱？ “种粮挣钱，一半在田里，一半在账上。”梁志超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两张表：一张是成本核算表，细化到每亩地种子、化肥、机械的支出；一张是市场行情表，标注着周边米厂、粮库的收购价。“每一笔都要算清楚，才知道钱从哪来，往哪去。” 成本控制是盈利的第一道保障，需从源头筑牢。梁志超有个习惯：买农资付现金。“现金采购肥料，每吨能便宜200元；一次性买100吨种子，每公斤能省5元。”他一年要用400吨肥料、20吨种子，单这两项就能省10多万元。 协同发展则为经营添力，让个体力量汇聚成集体优势。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成立以来，60%会员参与集体采购，使农药、化肥成本降低10%；销售时统一谈判，让水稻每斤多卖2.5分，500亩地年增收益2.5万元。“我们还帮会员解决福寿螺防治、用水矛盾等问题，协调烘干房气价降0.2元/方，这些服务都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成都市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秘书长宋丹介绍。作为崇州“种粮圈”里巾帼不让须眉的代表，宋丹种粮1200亩。 销售端的精准发力，是从“种得好”到“卖得好”的关键一跃。王茂君在品种选择上不盲目跟风，只挑米厂认可的优质品种，“吉乡2115”每斤1.45元，比普通稻高0.15元，每亩多收150元；他还依据土壤特性搭配作物，沙土地种小麦、黏土地种水稻，让土地产出最大化。 订单农业让种粮人心里更有底。张加文每年与米厂签订单，优质稻收购价高于市场价5%，提前锁定了销路和价格。去年小麦市场价波动剧烈，他的订单粮比散户多卖8万元。黄祥更是直言务必“先找好买家再下种”。 销售时机的把控更能放大收益。黄祥深谙市场规律，去年水稻价跌时，他先卖一半付租金，剩余粮食存入仓库，等两个月价格回升0.1元/斤再出售，4000亩地因此多挣8万元。此外，黄祥还建了育秧工厂和烘干中心，除了自用，还向周边育秧、插秧服务6000亩左右、烘干8000吨。“服务一年又能多挣50多万元。”黄祥说。三说风险：如何拉上安全网？ “种粮就像走钢丝，没有风险意识可不行。”王茂君的手机里存着密密麻麻的气象预警记录。“今年暴雨前收到预警，提前排水没受损失，这就是主动防灾的重要性。”提起这次“避坑”成功，王茂君有几分得意。 气象信息的精准获取和快速响应，是主动防灾的关键，可谓第一道防线。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与气象局深度合作，提供每周常规气象信息和极端天气预警服务。如今，协会会员的手机上都加入了预警群实时接收通知，“一看预报就知道该提前干啥，这比靠老经验碰运气靠谱多了！” 农业保险是第二道防线。“去年高温减产，保险赔了8万元。”王茂君告诉记者。张加文也是农业保险的忠实用户。他算得清楚：每亩保费30元，个人仅需承担10元，遇灾却能赔付约80%的生产成本。他亲历过冰雹灾害导致30亩小麦绝收，最终保险赔付2万元，挽回了一些损失。梁志超则更为周全，除了政府补贴的政策性保险，他还额外购买了商业性意外险。“雇人干活，最怕出事，”他坦言，“尤其是年龄大的帮工，这份保险（覆盖70岁以上）让我心里踏实不少。”保险，成为他们面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最直接的经济缓冲垫。 政策则是最后一道防线。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构成了长期稳定的基础保障。王茂君仔细计算过各项补贴：除了中央财政的稻谷补贴和省级财政的规模种粮补贴，成都市级财政还有粮食规模生产奖补政策（小麦、水稻各约200元/亩）、社保补贴约5000元/年等，这相当于给种粮大户心里托了底。 黄祥则更看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释放的政策红利：“土地流转越来越规范，连片种植方便大型机械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了沟渠，抗旱排涝能力大大增强。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本身就是对风险的长期防控。” 当风险来临时，统一信息、团结面对在应对中价值得到凸显。去年福寿螺泛滥，协会牵头请专家指导，统一采购药剂，比散户单独防治成本降低30%。宋丹说，协会还在推动建立风险基金，“哪家遇大灾，大家帮一把，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202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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