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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恒)近一段时间,蔬菜价格成为农产品市场上的绝对“主角”。一方面是由于经销商都直呼“罕见”的高菜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关系着每家每户的“菜篮子”。一些种植户反映,高菜价之下,自己并没有赚到;经销商同样叫苦,说自己是“赔本买卖”;消费者反应更加剧烈,十几二十元一斤的菠菜让“菜篮子”“沉重”起来。归根到底,从田间到餐桌,拎稳“菜篮子”不是某个环节的事情,而是需要多方努力。  首先,要稳住菜农。以往某些单一品种菜价上涨,更多是因为前一轮菜价低或其他作物效益更高影响本轮蔬菜种植,是市场的手在对供给端起作用,也是可以较早预见的,对农户而言,种了就是赚到。此次天气的影响占了大头,田里的菜受了影响,或是长得慢了或是质量有所损伤,短时间内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市场调节的手便伸向了销端。此时,尽管菜价很高,但手里缺菜的农户却难能分羹。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扛过去天气影响的菜农里,不少都是种植茄果类蔬菜的合作社、大户,一来他们的管理技术、种植设施都跟得上,本身在对抗自然灾害中就有优势,二来他们选择种植茄果类蔬菜的原因之一就是收益相对稳定;对小散户而言,叶菜管理相对简单,是更优的选择,但在灾后田间管理方面,他们更需要技术支持,保住他们就是保住蔬菜供应的“一池活水”。让农户在灾后有菜可收、有菜可卖,拎稳“菜篮子”的第一步,不仅要稳住种植大户,小散户的技术培训和灾害、价格、收入等各种保险也要跟上。  其次,要稳住供应链。此次北方产区的天气之所以能影响到全国各地的“菜篮子”,还要从蔬菜供应格局说起。我国蔬菜处在全国范围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下,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轮蔬菜价格大涨的时间与蔬菜产地转换衔接的时间基本重合,北方产区蔬菜提前下市,本应顶上的中部产区延期上市,冬菜“顶梁柱”南方产区尚未到上市时节,产区过渡不顺畅,引起了10月菜价的连锁反应。因此,一是要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摸清供给情况,才能有效调度。二是要统筹好产区布局,今年产区的天气状况不是无迹可寻,如果能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以叶菜和速生菜的生长周期,或许能在供给端有些许弥补。三是统筹好品种布局,收益稳定的茄果类蔬菜,与健康消费观念下不可或缺的叶菜,产需之间如何平衡,仅凭农户单打独斗还差点火候。四是加强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建设,此轮价格上涨中,耐储类蔬菜价格相对稳定,除了地里有菜之外,“冷库里有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后,还要稳住餐桌边的消费者。这次菜价在高位持续了近一个月,消费者固然关注,舆论投诸的目光更甚。消费者接收到的信息是“菜价涨了”,了解到的原因是“天气影响蔬菜供应”,难免心绪波动。这时更要及时发布信息,不仅要让消费者了解菜价为什么涨了,也要让大家看到田地里正在努力生长的蔬菜——它们不是不到,只是晚了些。给消费者多一些信心,少一些焦虑,也让投机者无机可乘。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对蔬菜稳产保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过不到两个月又要迎来元旦春节双节,为了防止节日效应的叠加,各地更应做好、做足应急预案,保障蔬菜供给,畅通流通渠道,让菜农的钱袋子能填满,让消费者的菜篮子能装满。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3
  (王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地调研时强调:“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农村养老问题,既涉及农民个人和家庭幸福,又关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甚至影响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和谐稳定。在共同富裕的背景和要求下,农村养老问题迫切需要引起关注。  毫无疑问,农村养老问题是当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突出短板。新时代,在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之后,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使亿万农民实现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农村与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步,农村老龄工作、农民养老问题愈显紧要和迫切。因此,立足新发展格局,系统、全面、统筹谋划农村老龄工作更显重要,必须着眼国家发展大局、全局统筹思考谋划。农村老龄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各级“十四五”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中,在把握新发展理论时,是否体现了“以农民为中心”的农村老龄工作思维观念;在着眼新发展阶段时,是否科学准确研判了广大农村现状、亿万农民的老年生活现实;在立足新发展格局时,是否预设了与城市居民同步的农民养老生活保障。一句话,在国家发展“大盘子”中、在各地方区域发展中,把农民老年期的生活保障系统、全面、前瞻性地同步规划和布局。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村老龄工作、养老工作的发展制约因素多,任务艰巨。因此,既要立足长远谋划,又要着眼解决当前现实紧迫的问题;既注重输血、输入性的支撑帮扶,又要充分调动县乡,甚至是村级组织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共同发力。首先是搞好统筹的问题。由于农村老龄工作缺乏必要的领导力量、专职人员和实现机制,因此农村老龄工作,必须融合于“大农业、大农村”工作中落实,就是在全面落实加强农村建设系列任务中推动老龄工作的落实,在全面促进农村面貌变化中推动农村养老工作的实现。只有解决好领导和落实机制,才能使工作落地,才能避免“短流”和“突击”现象。其次是调动合力问题。加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在社区基础上,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进来,由前者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由后者提供专业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再就是发挥老年协会在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的突出功能合力,推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最后是加大公共投入问题。除少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外,目前很多农村集体力量弱、老龄化重,部分农村靠自身改变面貌比较难。因此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必须参照国家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区别区域发展现状和条件,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和老年基本生活保障投入。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区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差距大,必须因地制宜推动发展。  一是抓住主要矛盾。当前农村从现象看存在实际老龄化程度高、基本养老金保障低、看病就医难等问题,但深层原因是农民物质生活来源艰难、农民观念和劳动技能与当下和未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等相关,从而造成农民的稳定感、归宿感和期望值减低,进而引发养老等保障担忧。因此,农村老龄工作必须从造成以上农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破解。  二是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传统模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弘扬该传统并有所创新。家庭养老是农村地区养老的传统方式,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受到空前挑战。但无论从农村老人的现实需求还是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看,都需要把农村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地位看待,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要注意当前农村家庭结构和劳动分工的变化,加强家庭外因素的帮扶作用。  三是紧抓“农味、乡土”做文章。传统中国社会的养老以农村为主,不仅农民都在农村养老,不少生活在城市的人也会回乡养老。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悠久的国家,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了丰厚的农业农村文明和资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农村的短板,换个角度也是优势和资源。我国农村老龄工作、乡村振兴应当重视以农业文明、农事体验、乡土文化、民俗民风、农耕文明等资源和市场的开发、弘扬和再提升、再塑造,充分挖掘自然、绿色、生态的农村特有乡土要素,吸引更多城里人到农村体验养老,吸引更多本籍人回原籍创业、开发健康养老事业,使农村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和乡风民俗得到改善和提高,使乡村更具农村味、乡土味,使亿万农民在创新乡土文明、乡野文化中,不离乡土、不离乡愁、不离乡村中实现美好养老生活。(作者单位: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3
  (时一平)近日,“菜比肉贵”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不少媒体做了专题报道,对近期菜价上涨的原因说得比较客观清楚。笔者想说的是,作为消费者对“菜比肉贵”的现象不必过于焦虑,个别蔬菜价格比肉价高,只是个短期的市场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应多些宽容多些淡定。  首先,“菜比肉贵”只是个别现象。浏览最近网上相关报道,发现蔬菜涨价、“菜比肉贵”虽然是网络热词,但实际上,只有一些地方的菠菜、韭菜等比猪肉贵了一些,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还是明显低于猪肉价格的。从数据来看,据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监测,2021年第41周(10月11日-10月17日),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批发周均价是每公斤5.12元,环比涨8.5%,同比高8.9%;而猪肉批发周均价是每公斤18.56元,环比涨4.3%,同比低58.2%。也就是说,即使菜价涨了,猪价跌了,总体菜价也只是猪肉价格的1/3-1/4。如果去附近的菜市场看看,虽然菠菜、生菜这些绿叶菜比此前涨了不少,价格标签显得很引人注目,但土豆、白萝卜、大白菜等不少蔬菜的价格还是很低调很亲民的,市场上蔬菜品种多,也没有脱销断档,消费者完全不必跟着焦虑。  其次,个别品种“菜比肉贵”具有一定合理性。蔬菜和猪肉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个别蔬菜比肉贵,看着是个新鲜事儿,实际上是个合理的市场现象。一方面,菜价涨得快。常年10月份北方市场蔬菜供给的主力是露地菜,一般菜价是季节性下行的。今年9月下旬以来,由于北方大面积长时间降雨,一些地区降雨量超过历年同期极值,秋季蔬菜受淹现象普遍,特别是菠菜等叶类菜受损严重,后期上市量减少。物以稀为贵,供给量少了价格自然会上涨。另一方面,猪价跌得多。今年生猪产能提前恢复到正常水平,猪价持续下跌,目前价格比去年同期低了五成以上。拿涨得最快、价格最高的蔬菜品种与过度下跌的猪肉相比,“菜比肉贵”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短期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菜比肉贵”反过来说其实就是“肉比菜贱”,不必引申到诸如通胀预期增强上面,更不必发出“吃不起菜”的感慨。  最后,“菜比肉贵”有利于后期二者价格回到正常水平。价格由供求形成,反过来也影响供求。菜价高了,产区菜农因灾受到的损失就相对小了,高价格对他们的收入是个重要的弥补,并且能够激励菜农抓紧恢复生产,抓好下一茬的生产,蔬菜的供给很快就上来了,价格也就恢复正常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菠菜太贵了可以选其他品种,不会缺菜吃,市场上谁出价高说明谁最偏好、谁最需要,那就由谁来购买消费菠菜,但菠菜的消费总量肯定要下降,这样价格也不会涨到天上去。反过来猪肉价格过度下跌,道理也一样,市场自身会调节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只是要避免此前的生产支持政策“急转弯”。因此,要宽容看待个别品种“菜比肉贵”现象,给市场些耐心,充分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力量。据了解,由于前期价格行情好,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比去年有所增长,后面只要天气条件正常,蔬菜价格将会回落到合理水平,与猪肉的比价关系也会回归。厨房里的“黄瓜炒肉片”可以暂时调成“肉片炒黄瓜”,不过这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从长期来看,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受到各自的技术进步、成本变化和消费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自然灾害等影响只是短期扰动因素。  所以,当前的“菜比肉贵”只是个别蔬菜品种的短期现象,不算新鲜事儿,可多些淡定从容,网络上适当调侃调侃就行了,完全不必焦虑紧张。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3
  (记者 芦晓春 祖祎祎)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抓粮工作千头万绪。如何抓好粮食生产,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一道必答题。  牵牛要牵牛鼻,抓粮需抓要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只有把粮食生产的这两个要害抓住了,才能从基础上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今年,各地着力抓好种子和耕地,采取硬措施、拿出实办法,持续激活粮食增产的“基因”,为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夯实了根基。  粮安天下种为基,种子是如何保障粮食增产的?  农谚讲:“好儿有好娘,好种多打粮”。好种子,夯实了农业生产的基础,也绘就了粮食丰收的底色。  今年,黑龙江省在每个积温带都推荐适区优良品种,如大豆由过去的注重“双高”更加注重高产,推广了“东农252”“黑农87”“东升17”等一批350斤以上的高产大豆品种,为“北大仓”粮食增产注入动力。安徽省则在全国首创制作并公开发布优质专用水稻种植电子地图,引导用粮主体实现“按图索粮”,大力发展优质专用粮食生产,今年全省落实优质专用水稻占播种面积的63%。  每一年的粮食丰收,都离不开一批新优品种的有力支撑。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5%。近20年,粮食作物单产累计增长约25%,年均增长达到1.2%左右。  良种的诞生,源自品种突破。以我国主要秋粮作物之一水稻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我国水稻育种瞄准高产目标,从半矮化品种到杂交稻再到超级稻,经历三次“飞跃”,亩产由不足100公斤提升至800公斤。而一次次“高产再高产”的背后,品种突破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仅如此,每一个突破性品种的育成,不光直接带来产量、品质的提升,也将会对后续良种的选育产生“指数级”的“辐射效应”。  举个例子。江西育成了我国应用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大、适应性最广的不育系“珍汕97A”。我国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颜龙安在报告中指出,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1982年至2003年,利用“珍汕97A”配制的组合就占到我国杂交稻总种植面积的47.59%,增产粮食1874.4亿公斤,为农民增收1499.5亿元。  除此之外,再来看玉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新海指出,“十二五”以来,全国审定玉米品种7915个,满足了我国玉米生产不同阶段的需要。2020年,我国玉米总产量为2.6亿吨,单产6.3吨/公顷,分别是1963年的12.4倍和4.7倍。在这份骄傲的成绩单背后,良种的贡献功不可没。  纵观历史,每一次育种的突破都带来了粮食产量的跨越式提升。“郑单958”“浚单20”“京科968”“登海605”等“千万亩”级主导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更有效支撑了我国玉米单产连年增高。这几年,新品种的适宜机械化程度大幅增加,抗病性显著增强,也为农业提质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  每年粮食生产需要大量种子,如何保障稳定、优质的种源供应?  既然种子对粮食生产如此重要,稳定、优质的种源供应是如何保障的?  ——种子基地。为保证农业用种安全,一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家现代种子基地建设,持续推进海南南繁、甘肃玉米、四川水稻等育制种基地,全面提升了高质量种源生产和供应能力。  今年,为落实中央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部署,加快提升种子基地建设水平,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制种大县的支持力度,支持资金更是从10亿元提高到20亿元。  作为良种供应的“大本营”,近年来,我国制种基地建设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基地减灾抗灾能力、单位面积产出能力显著增强。  如今,制种大县奖励已推动基地成为集种子生产加工、科研选育、展示示范、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大平台。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年产种子满足了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用种60%以上,其中玉米、杂交稻供种量分别占全国的85%和75%,为实现粮食生产“十七连丰”提供了有力支撑。  ——监管“利剑”。制种基地保障了供种源头,另一方面,市场的监管同样重要。  为了不让假种子、劣种子坑农害农、扰乱市场,同时针对品种多、同质化等现象,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了为期3年的种业监管年活动和为期半年的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整治到底。  培育一颗好种子,离不开种业的原始创新。激发原始创新活力,实现种业振兴,保护知识产权是关键一环和基础前提。今年,为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农村部将加快立法、加强司法、严格执法、提高品种审定标准,开展登记品种清理、探索建立品种身份证等针对性举措,从根本上对育种原始创新采取最大保护。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研究制定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7月9日经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拟从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和市场净化五个方面下功夫。行动的实施将为“中国种”的选育和发展打下一针强心剂,也将为这张农业“芯片”注入强大动能。  我国耕地面积在减少,为啥粮食还能年年丰收?  这些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同时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于是有人问:为何耕地减少了,粮食还能丰收?  其实,这个疑问在前不久国务院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就给出了一个间接的回答。他指出,从目前各地实践来看,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是弥补我国耕地数量不足的重要措施。“到2022年,如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10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通过提升耕地质量新增加的产能,相当于在全国新增加了2.75亿亩耕地。”  一句话,是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丰收带来了信心和底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今年全国又将完成1亿亩建设任务,年初各地已陆续开工,加快建设进度,努力让今年的秋粮更多地种在高标准农田里,配合良种良技良机,保障稳产高产。  高标准农田为何能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这是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和国家标准实施的重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一般农田,高标准农田具有四个“高”的优势。  ——农田质量高。“地平整、土肥沃、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对高标准农田的生动总结,形象地反映了它具有基础设施完备、地块规模适度、生产便利等特点。  ——产出能力高。这是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认为,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一般增加10%-20%,为确保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今年,济南市槐荫区通过项目建设,水稻单产由4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小麦单产由500公斤提高到520公斤,共增加粮食总产量60余万公斤。高标准农田对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显而易见。  ——抗灾能力高。高标准农田建成以后,由于设施条件大幅度改善,实现旱能浇、涝能排,稳产高产,大灾少减产、小灾不减产、一般年景多增产。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重点加强农田排涝降渍的设施建设。今年“烟花”强台风暴雨期间,项目区所有排涝机泵全力运行,闸口全力排水,大部分地区降雨均即时排出,近1000万亩在田作物受损甚微。宁夏通过搭建灌区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供水智能化调度和自动化精准灌溉,显著提升了水资源配置精准度,在今年遭遇60年不遇大旱的情况下,发挥了明显的抗旱保灌减灾作用,为稳定粮食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资源利用效率高。高标准农田通过集中连片建设实现规模化经营,有效提高了规模效益,节水、节肥、节药、节人工成效明显,亩均节本增效约500元,对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较好作用。  总而言之,高标准农田是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品,是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的关键举措,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现实最优解。  面对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各地如何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障粮食丰收?  粮食丰收需要风调雨顺,也离不开沃土良田。  对于多数农民来说,相较于天气的变化多端、难以把握,固定的耕地更容易操控和使用。因此,他们把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耕地的保护和利用上,将耕地视为“命根子”。  正是得益于农民在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我国才取得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然而,成绩的背后是压力。要清醒看到,我国耕地保护和利用正面临着多重挑战,给粮食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致使我国耕地资源数量日益紧缺,从近期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来看,全国耕地在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减少了1.13亿亩,耕地面积减少趋势明显。我国耕地的质量总体还不高,中下等质量的耕地占到70%左右,后备资源不足。部分区域耕地质量出现退化,特别是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盐碱化、东北黑土地退化等问题日渐突出。  确保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一重要指示为当前耕地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所谓“长牙齿”的硬措施,首先要牢牢“咬住”耕地数量红线不松口。今年,各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地姓农”。浙江省出台专门意见,要求把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明确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物,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稳定在300亿斤、1500万亩和120亿斤以上。  守住耕地数量,关键要有“管”的机制。今年以来,全国一些省市借鉴河长制治理水环境的成功经验,推出“田长制”保护耕地。山东省出台意见,全面推行“田长制”,要求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管护机制,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积极性,做到“谁的地谁来管”,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保护责任全覆盖,确保全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  “长牙齿”的硬措施还体现在,要牢牢“咬住”耕地的质量红线。今年,一些地方狠抓耕地质量建设提升,为粮食增产保驾护航。  作为土壤酸化发生区,湖北省组织实施退化耕地治理试点项目,集中推广应用调酸控酸、培肥、降渍排毒等技术,建设退化耕地治理示范区10万亩,保障了全省粮食产量。  作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的保护是一件大事。今年,内蒙古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1116万亩,实施黑土地保护项目50万亩;辽宁在中央财政拨款1亿元基础上,省财政专门安排2亿元用于黑土地保护,实施160万亩黑土地保护项目。这些真招实措和真金白银,为今年“东北粮仓”的丰收筑牢了基础。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3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城乡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我国城乡关系走过了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城乡关系调整阶段、城乡统筹阶段,目前正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演变。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要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成渝地区既有成都、重庆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有边远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将制约长远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在城乡之间推动要素高效配置、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更大实效。  推动人口、土地、资金等城乡要素高效配置,才能充分释放发展和创新的活力。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要推动都市圈内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完善居民户籍迁移便利化政策措施。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要探索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制度,深化土地用途转用模式探索,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管理、统筹开发利用制度。增强城乡建设资金保障,要推动城市建设投资稳定增长,支持引导工商资本在农村投资,鼓励创新开发适应“三农”需求的金融产品。  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必然选择。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推动城乡一体规划,加快推进“多规合一”,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完善城乡路网和公交网络,推进市政管网升级改造和向乡村延伸;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教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 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有效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产业协同发展是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应依托相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林权等依法流转和高效配置,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要培育高品质特色小镇,着力发展优势主导特色产业,优化提升美丽乡村和各类农业园区,创建一批城乡融合发展典型项目,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  融合见实效,城乡更美好。当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更顺畅、公共资源配置更均衡、生产力布局更合理,必将促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11-03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 李荣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已正式发布,标志着“十四五”及更长一个时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启动实施,也标志着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绿色发展新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解决种子和耕地这两个影响粮食安全的“要害问题”,而耕地问题主要是“数量、质量和生态”问题。《规划》注重科学布局、突出重点,坚持绿色生态、土壤健康,既有耕地“数量”保护的考量,又有耕地“质量”建设的安排,更有土壤健康“生态”提升的部署,是一部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规划。  我们必须按照《规划》部署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维护全过程,切实加强水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齐耕地“绿色”“生态”问题短板,防止土壤污染,促进土壤健康,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提升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坚决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耕地质量,要“内外同修”,既要修“外在质量”即建设和维护农田基础设施,更要修“内在质量”即提升耕地地力、构建健康土壤,促使耕地土壤“水、肥、气、热、生”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得到高度协调,实现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长期实践表明,注重绿色发展,可使耕地肥沃、质量优渥、适耕性好,化肥、农药和水的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面源污染显著降低。因此,绿色发展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必经之路、必然选择。只有坚持绿色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才有现实和历史意义。  要全面摸清影响绿色发展的耕地质量问题  《规划》要求“以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以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区域,优先建设口粮田”。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调查评价情况看,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耕地质量仍然存在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问题。  当前初步掌握的各区域耕地质量突出问题有:东北区水土流失、有机质下降、耕作层板结、西盐东酸、除草剂等农药残留等问题;黄淮海区耕作层板结浅薄水肥利用率不高、农药和农膜残留影响土壤健康、土壤养分失衡较为严重、土壤有机质提升较为困难等问题;长江中下游区土壤健康问题、局部土壤重金属污染、旱地土壤有机质不高、丘陵山区水稻土潜育化、土壤养分失衡;东南区土壤酸化、土壤养分失衡、旱地土壤有机质不高、丘陵山区水土潜育化、局部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等问题;西南区土壤酸化、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不高、土壤养分失衡、水稻土潜育化等问题;西北区土壤贫瘠化、沙化、次生盐渍化、土壤农膜残留危害等问题;青藏区土壤贫瘠化、沙化、养分失衡、生物多样性不高等问题。  各地在贯彻落实《规划》时,要进一步摸清区域影响绿色发展的耕地质量问题,以质量问题为导向,坚持试验示范先行,形成“分类施策、综合配套”的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和标准,为新建高标准农田和维护提升已建高标准农田质量,打下坚实的科技和管理基础。  要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  《规划》总体目标任务已经确定,下一步各地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结合当地实际和耕地质量存在的问题,细化、实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和模式,在高标准农田新建区和建成区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重点解决好高标准农田绿色发展问题。  东北区:一要着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在西部农牧交错带加强防护林建设,秋冬采用秸秆地表覆盖,减少耕作层翻耕扰动,减少风蚀沙化危害;在漫岗坡地区域,在加强侵蚀沟和“鱼眼泡”治理的同时,科学合理建设坡地排水系统,防止水土流失。二要遏制土壤退化和消除土壤障碍。西部盐碱化地区要控制地下水位,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东部地区要防止土壤酸化,水田要防止渍涝和潜育化。三要构建健康肥沃土壤。实行豆粮轮作,接种根瘤菌,发挥豆科作物生物固氮肥田作用;降低除草剂等农药残留危害;适度降低土壤磷素的富集,平衡土壤养分;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品质;疏松和加厚耕作层,提高肥水利用效率和农作物抗逆能力。  黄淮海区:一要着力解决旱涝保收问题。注重灌排工程建设,提高农田灌排效率;通过周期性深翻深松和农艺疏松土壤技术,增加耕作层厚度,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和农作物抗逆能力。二要解决高产稳产问题。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品质;重视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平衡土壤养分;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水肥利用率。三要构建健康土壤。利用高效低残留除草剂等农药,降低农药残留危害;加大农膜回收力度和降解地膜推广力度,降低农膜残留影响;在地下水漏斗区,推广农业节水措施,适度提高地下水位,但要密切监测浅层咸(苦)水区的地下水位,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  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南区:一要防止农田道路、沟渠过度硬化阻断水陆两栖动物生长繁衍通道。二要增施中微量元素肥料,促进土壤营养平衡。三要遏制土壤退化。增施硅钙质土壤调理剂防治土壤酸化;增施有机肥、开发冬季农业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提升土壤有机质品质和含量,防治土壤贫瘠化;丘陵山区要防治土壤渍涝和潜育化。四要对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地区要采取固定封闭污染源、切断污染路径、修复污染土壤,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西南区:一要防治水土流失。坡耕地要采取梯田化、等高种植措施;旱地季节性缺水区,要建设积雨集水池、塘、凼等,以备旱时浇灌。二要遏制土壤退化。增施硅钙质土壤调理剂防治土壤酸化;增施有机肥、开发冬季农业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提升土壤有机质品质和含量,防治土壤贫瘠化;在紫色土和冷浸田地区,要采取聚土垄作耕作方式,增加旱地有效耕作层,减少水田耕作层潜育化危害。三要对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地区采取固定封闭污染源、切断污染路径、修复污染土壤,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西北区:一要采取措施防治土壤退化。要防治土壤贫瘠化和沙化,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开发秋闲闲田种植绿肥;要提高有效灌溉面积,采取水肥一体化技术、全膜集雨沟播技术和集雨窖方式,提高自然降水和灌溉水的利用效率;要构建和修复农田防护林,防止农田风蚀沙化;要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在地下水位高的区域,要采取挖沟排盐、暗管排盐和化学脱盐、农艺避盐措施,降低盐碱危害。二要增施中微量元素肥料,促进土壤营养平衡。三要加大土壤残膜的回收利用,提高土壤的清洁度,利于农作物生长。  青藏区:一要千方百计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力发展有机无机复合肥、生物有机肥,鼓励豆粮间作套种,发展饲用绿肥、菜用绿肥、粮用绿肥,提高土壤生物活性,构建健康肥沃耕作层。二要健全农田灌排设施,改革灌排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三要疏松耕作层,提高保水保肥能力和农作物抗逆能力。四要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少面源污染风险。  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要求“坚持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和建成质量并重、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并重,产能提升和绿色发展相协调”。各地在落实《规划》时要着重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项目建设与长期维护的关系。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2年左右,但大多数农田灌排工程设施设计应对自然灾害为10年左右;另外,耕地地力提升有一个较长的人为熟化培育过程,只依靠2年左右的项目建设是极难达到耕地内在质量要求的。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后,必须要加强工程管护和地力培肥,明确后续的责任主体和具体措施等。  二是项目建设内容和项目投入关系。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多、涉及面广、标准要求高,但往往落实的建设投入有限,不能满足全部建设内容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项目建设规划设计尤其是提升改造项目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建设管理部门针对具体区域耕地质量和问题的实际状况,对照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采取填平补齐的方式,搞好具体项目设计,并对“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个建设内容进行必要的投资核算和排序,优先解决“卡脖子”“旱涝保收”和生态保护问题,再在此基础上,投资建设“锦上添花”“高产稳产”的目标。切忌项目设计“上下一般粗”“左右一般齐”,重复投资、重叠建设。  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土壤监测调查的关系。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土地产出率高、利用度高,耕地质量的承载力也会增强,势必加剧土壤生态退化。同时,农田基础设施在运行过程中也会损毁。我们要建立监测调查评价制度,通过土壤长期定位监测和周期性调查,了解土壤退化趋势,掌握耕地质量和农田设施状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农田工程维护和遏制土壤退化措施,达到高标准农田设施“常用常新”、地力“常新壮”。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2
  (记者 宫宇坤)“逐水而居”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遵循的基本准则。渔业在保障全球食物安全、优质蛋白供给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水产品年人均消费量已超过20公斤,为人类提供近17%的动物蛋白质总量。  10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办的第25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渔博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970多家企业相聚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展示产品、洽谈合作、寻求商机。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水产品是全球贸易最为活跃的农产品之一,为各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品种的食物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冲击,水产品全球供应链不畅,水产业全球交流受阻。本届渔博会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水产领域首次举办的国际大型展会,将向全球水产业复苏发出积极信号,对提振行业信心意义重大。参展观众关注展品。米加 摄  多国展团重视中国市场  得益于市场的稳定复苏,2021年挪威海产对华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9个月,挪威共向中国出口13.7万吨海产品,价值39.6亿挪威克朗,出口量同比增长约51%,出口额同比增长约40%。挪威海产局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童安睿说:“此次挪威展团有3家企业来到现场,另外10家企业线上参展,他们都精心准备视频与各项资料,对接中国市场前沿消息。”  爱尔兰食品局驻华代表处主任苏礼文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爱尔兰海鲜贸易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71%,中国市场是爱尔兰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随着中国中高端餐饮门店的增多,市场对爱尔兰海产的需求和认知度都逐步提升;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平台为爱尔兰的活鲜产品提供更多展示机会;冷链技术的成熟与物流设施的完善将助推爱尔兰海产步入更广阔的市场。  智利参与这一渔业界盛会已经超过10年,本届渔博会智利共有6家公司以线上形式参展,主要产品有帝王蟹、智利海鲈鱼、南美尖尾无须鳕、智利贻贝、大西洋鲑等。智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娜塔介绍,“智利在太平洋上拥有长达4300公里的广阔海岸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智利的海洋生态系统具备多样性,三文鱼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0%以上。”  加拿大大西洋商会联合加拿大联邦和多个省级政府、渔业产业协会在渔博会期间组织加拿大海产高峰论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家出口企业为中国海产专业买家提供全面的产品贸易机会分享、产业剖析和展示,也为中国的广大进口商、经销商、零售商等渠道伙伴提供集中对接全加拿大海产品的机会。  此外,本届渔博会首次推出“全球渔商荟”,为参展商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渔业B2B商贸平台,满足企业线上线下双平台商务交流需求。“在我看来,此次展会最大的优点是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线上展会为无法到场的外国厂商提供更多机会和空间与中国进口商交谈。”秘鲁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经济商务参赞柏碧澜说。第25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展区一角。 米加 摄  水产企业打造国际品牌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认定首批115家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以下简称“国贸基地”),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农企实力,增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多家被认定为国贸基地的水产企业此次相约青岛,借助渔博会平台了解国际市场形势,拓展国际市场渠道。  已经连续参加过14届渔博会的广西金海盈食品有限公司主要出口斑点叉尾鮰鱼、罗非鱼和金鲳鱼,拥有全球最佳水产养殖规范4星等诸多认证。公司营销中心营销总监郑新秀说:“我们的鮰鱼产品对美出口量在行业内排名前三,美国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对金海盈的产品都非常认可,特别是对我们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的评价很高。”  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远洋渔业为核心,集水产加工、进出口贸易、国内销售于一体,自有船队,常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作业,每年捕捞各类金枪鱼和鱿鱼超过6万吨。公司商品部经理陈方羽认为:“我们的优势是稳定的上游自捕货源和成熟的工厂加工,在浙江省舟山市投资的综合加工园区,一期280亩将于2023年投产,在全亚洲属于最大规模的加工基地之一。”  “我们主要依靠‘两条鱼’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一条是大黄鱼、一条是蒲烧鳗鱼。目前我们这‘两条鱼’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福建宁德地区的特产大黄鱼和宁德首家浓香四溢的蒲烧鳗鱼。”宁德市金盛水产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蔡海英说。  蓬莱汇洋食品有限公司最初是以外贸为主的企业,2008年起开拓国内市场,外贸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企业发展国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品质保证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旗下京鲁远洋品牌产品在国内流通渠道、知名连锁餐饮、商超便利店和电商网络等已全面铺开。公司常务副总张世广说:“我们目前合作的日本客户都是比较大的商社和水产界专精企业,有的自建厂起保持了长达20年的稳定合作关系;自捕秋刀鱼每年产量约占中国大陆的1/3,主要出口俄罗斯。”  “恒兴作为国内最早出口水产品的企业之一,渔博会是每年必须参加的展会。”对于广东恒兴水产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国际贸易中心总监华海燕来说,渔博会不仅是展示平台,更是相聚之地。她提到,“公司30年来重视上游资源,已形成‘六鱼两虾’的全产业链布局,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贸易中优势显著。未来将进一步扩大主产品销售,同时加强产品研发和品牌打造,深度推广以‘恒兴食品’为主品牌的预制菜品及休闲类食品,加强东南亚、中东等市场的深耕,围绕深加工产品进行多渠道布局。”  专家学者探讨渔业发展  渔博会期间,2021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论坛、第四届丝路国家水产养殖国际论坛、中国水产品出口推介会、水产品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同期举办,与会嘉宾就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全球食物安全建言献策,展开渔业贸易对话。  “通过应用数字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高新技术,渔业不仅可以生产动物蛋白,还可以生产功能性食品、药品、必需品、日用品、纤维、燃料等原料。我非常确信,渔业几乎可以帮助人类生产所需的每一种商品。”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副主席、前海洋事务与渔业部部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罗克明说,“为了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世界渔业发展,开放共享资源,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让政府、私营部门、行政当局和协会等社会各界参与进来。”  山东省位于东部沿海黄河下游,陆域面积与海洋面积几乎相当,拥有中国1/6的海岸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积军表示:“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渔业发展,立足大粮食理念,大力实施海上粮仓建设,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聚焦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优化拓展养殖空间、加强渔业种质资源保护。推动远洋渔业转型升级,实施渔业走出去战略,降低近海捕捞强度,探索新远海养殖、拓展远洋捕捞。全省拥有远洋渔业企业43家,远洋渔船540艘,去年实现远洋捕捞产量38.5万吨,产值55.5亿元。”  “2020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6549万吨,连续32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渔业发展和水产品总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水产养殖业的进步。2020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5224万吨,占世界水产品养殖总量的70%。”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关长涛对我国水产养殖业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深感自豪,提出要对标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任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强前沿基础和技术创新引领,研发推广新技术、新设施、新模式,推动渔业加速转型升级。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张忠军表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全球粮食安全和粮食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农业专门机构,粮农组织愿意一如既往与各国政府、渔业机构等众多伙伴通力合作,共同塑造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1-02
胡永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对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结合全国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调研情况,就推进新阶段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思考,我有以下五点感悟。  一、学史明理增信,把握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规律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党紧紧依靠农民、始终重视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的光荣历史,也是党团结带动农民、教育提高农民、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学习党领导三农发展史、农民教育培训史,我们认识到,要深刻领会三农问题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把握党在领导三农发展过程中探寻到的历史规律,系统总结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提高农民政治思想觉悟,党通过组织举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实行民主选举、耕者有其田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提高农民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开展冬学运动、农民业余教育、农村干部教育、“半农半读”和“社来社去”等,突出扫盲、农业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水平,极大激发了农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探索推进农业远程教育,创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农民学校,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实施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绿色证书”培训等,面向广大农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水平;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系统培养农民,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解决“谁来种地”“谁来养猪”“谁来振兴”问题,党中央连续9年印发一号文件对农民教育培训作出部署,党的农村工作条例、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强调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专项培训工程,加快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适应农业农村发展各类人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因此,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方式模式,必须随着三农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创新发展。  二、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服务三农的正确方向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教育培训是基本途径,推进农民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正确方向。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党的领导贯穿农民教育培训各方面和全过程,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努力培养乡村振兴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三农工作统筹谋划,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总要求,围绕农业农村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积极推进,培养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三要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需求,顺应农民生产生活规律和学习特点,大力培养高素质农民,强化农民职业教育和学历提升,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办好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四要保持公益性基础地位不动摇。把农民教育培训摆在优先位置,强化政府主导、综合协调,推进全社会参与,形成强大合力与良好氛围。五要坚持质量引领突出实效。摸清乡村人才现状,评估供求总量和结构,明确教育培训对象群体、层次和重点,创新教育培训模式,不断增强乡村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应性。  三、坚守初心使命,找准发挥职能作用的着力点  农广校是农民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肩负着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历史使命,必须聚焦主责主业履职尽责。一要巩固提升农民教育培训主体力量的地位。要坚持办事办学两手抓,办事就是全力配合做好农民教育培训支撑服务工作,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理论研究、规划编制、需求调研、过程管理、绩效评价、跟踪服务等;办学就是积极承担农民教育培训任务,包括农民中职教育、农民专项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线上线下教育培训融合、农民体育健身等。二要充分发挥三农政策宣传重要窗口的作用。把政策宣传与教育培训、技术推广紧密结合。继续办好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广播电视4个栏目的同时,着力提升《乡村服务社》新媒体直播能力,探索《农广新天地》公众号运营推广,擦亮《云上智农》《农广在线》APP品牌,加快媒体融合步伐。三要创新拓展服务农村农民的渠道。承办农民手机应用培训,举办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农业行业职业技能专项大赛、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农民书画摄影展等,加快智体农体文体融合,有效服务农民群众。  四、深化体系建设,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加强农广校五级办学体系,有效汇聚社会多元力量,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深入开展。一要建立大体系发展观。发挥农民教育培训主体力量和专门机构作用,对接一切有利于农民教育培训的资源,搭建农民交流平台、师资共享平台、体系工作平台,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大体系、大格局。二要加强农广校建设。保持农广校农业农村部门主管的体制不变、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变、办学体系格局不变,确保工作职能不丢、体系链条不断、服务农村农民职能加强,在工作体系、制度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提供保障。三要丰富体系建设内涵。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工作,提升农广校地位。搭建论坛、研究智库、技能大赛等工作平台,组织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的体育健身文化赛事活动,展示教育培训成果。规范农民田间学校和实训基地运行,加强校长队伍、专职教师队伍、教学管理人员三支队伍建设,提升教育培训能力水平。  五、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农民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推进农民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在四个方面持续用力。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应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乡村振兴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完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健全完善各级农广校体系联合办学领导体制,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工作格局。加强与组织、教育、财政、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争取把农广校办学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条件能力建设。二要加强项目实施。加大国家农民教育培训项目支持和实施力度,示范带动各地加大投入力度。协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计划,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鼓励涉农高校、农职院校、农业企业以及技术推广人员等多元力量参与教育培训。三要加强政策支持。鼓励农业农村系统科研人员、技术专家,涉农院校教师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人才激励等方面予以倾斜。建立农民就地就近接受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免学费和助学政策,鼓励对农民接受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给予学费补助,构建技术培训、职业教育相衔接的农民终身学习体系。整合促进农民发展相关政策,建立高素质农民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有机衔接长效机制。四要加强宣传推广。搭建多元化农民发展平台,继续办好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定期发布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支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面向农民的技术技能大赛,搭建农民抱团发展平台。强化农民教育培训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挖掘各地好经验、好模式,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教育培训良好氛围。(作者系中央农广校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9
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记者 陈泳 摄影 胡大田 制图 江蕊松)对成渝两地的群众来说,“城乡融合”这个词早已不陌生。作为西部人口最多、市场要素最充分、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成渝地区多年来承担了国家许多重大改革的试点示范任务,积极探索实践,在农业农村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和经验。成都西部片区和重庆西部片区还同时被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其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对“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再强调、再深化。国家战略,时不我待。城乡融合“融”什么?如何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对此,记者走访了成渝两地的相关部门、专家,看看“任务书”如何变成“施工图”。蒲江县西来镇铁牛村看目标温江郫都等8个区(市)县202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提高到13万元/人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最鲜明的特质正是超大城市的“联城带乡”,最显著的优势是城乡统筹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兼对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盛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区域发展迈上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最终目的是建设高品质宜居地。“目前两地紧紧围绕提高要素流动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开展联合创新,已取得显著成效。未来,各地各部门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总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合作经验,不断创新探索,为西部乃至全国贡献建设高品质宜居生活地的‘成渝经验’。”在此之前,成都曾是国家确定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多年的纵深推进下,城乡融合成绩斐然:“十三五”期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比“十二五”末增长1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432元、增长近50%;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89∶1缩小到1.84∶1,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纵深推进,8项改革成果被国家部委推广,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100项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城乡一体覆盖。在今年6月出台的《四川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今后一段时期的成都城乡融合有了数字化标准:到2025年,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基本形成,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基本建成,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成都西部地区温江郫都等8个区(市)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7%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3万元/人,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1.6∶1左右,通过探索实践,把试验区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价值转化先行区、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典范区、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示范区、城乡融合发展改革系统集成区。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看路径要素自由流动 产业协同发展关键词: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今年9月,一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暨现代农业园区金融综合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现场,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成都农商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分别与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蒲江现代农业产业园等2个国家级、4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185亿元。这是成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能力和水平的举措之一。自2015年7月成都获批全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这样的创新活动已经举办了多次。截至2021年7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6837亿元,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余额87亿元、累计发放额242亿元;全市政策性农险实现签单保费6亿元,理赔9.58万户3.15亿元,为全市提供风险保障1107亿元。在成都城乡融合探索中,“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仅仅是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的举措之一。根据《实施方案》,成都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将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健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以产出为导向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改革,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加快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将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畅通落户渠道,提高落户便利性,鼓励非城镇户籍的居住证持有人落户城镇。“我们还将探索积分入户政策向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倾斜,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和已落户人口向郊区新城、产业功能区、特色镇有序转移。探索人口跨区域流动引导机制。鼓励试验区富余劳动力向成都东部新区等区域有序流动。”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据悉,在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实施方案》还对建立健全城镇人口入乡机制做出了安排,全力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攻坚行动”,鼓励和引导城镇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提升乡村宜居宜业品质,增强乡村的人口吸引力。关键词: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成都市派驻到彭州担任乡村规划师的韩章尧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上面记载着她为成都乡村描绘的一幅幅蓝图。而她脚下的农村大地,茂林修竹、民居掩映,仿佛一张张草图从本子中跃出,变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新农村。像韩章尧这样活跃在成都乡村的规划师,成都市已先后派出了9批。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别样力量,他们的使命正是努力将成都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向乡村延伸,逐步实现整个成都乡村规划管理“满覆盖”。在推动城乡一体规划上,《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多规合一”。对此,成都市将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发展,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具体来说,要优化郫都、温江城市副中心和6个郊区新城功能,预留生态廊道建设空间,强化城市节点间交通、信息、文化等网络化联系,系统构建“中心城区+郊区新城+产业功能区+特色镇”四级城镇体系,通过营造山水生态、天府绿道、乡村郊野、城市街区、人文成都等公园场景,塑造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形态。针对《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都市将围绕全面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大力实施经济强县(市)培育工程,合理引导主导产业项目分类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强、产业公共服务水平高的近郊区功能区布局;同时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优质化发展,大力培育多元化市场化投资运营主体;同时建立城乡教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不断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均衡、可及。关键词: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依托相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培育高品质特色小镇,着力发展优势主导特色产业。优化提升美丽乡村和各类农业园区,创建一批城乡融合发展典型项目,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这是《规划纲要》对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阐述。对此,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朝向三产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城乡资源对接,以及三产结合发展,就意味着它形成了不同产业层次的增加值,实现城乡两个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今年5月21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在重庆共同签署《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共同实施十大举措,共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依据协议,川渝两地将通过共建国家优质高产高效粮油保障基地、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国家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全国绿色优质蔬菜产业带、长江上游柑橘(柠檬)产业带、全国优质道地中药材产业带、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国家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以及共同争取国家重大事项支持“十大举措”,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高效集聚,强化重庆与成都“双核”引领,着力建设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区、全国农村改革先行区、国家重要农产品战略保障基地、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而对成都来说,聚焦农商文旅体融合,健全三次产业跨界发展机制,更是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法宝”。坚持以农业为本底,成都不断推动乡村绿道串联特色镇街、贯通川西林盘、链接大地景观,构建“农业+商贸”“农业+文创”“农业+旅游”“农业+康体”等多种融合新模式,有机植入乡村民宿、特色餐饮、运动休闲、健康养老、会展演出等新经济新业态,推动形成“核心IP+特色村镇+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研产销”融合的农商文旅体产业链。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成渝连线11个方面深入探索 重庆城乡融合这么做双城闪耀,潮涌成渝。就在成都市积极学习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努力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成渝双圈”中的另一个极核——重庆有什么思路和举措?记者专程走访了重庆发改、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和成都一样,围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是重庆市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着力点。”据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试验区将聚焦11个方面深入探索、先行先试,包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据悉,2022年至2025年,试验区将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基本建立,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试验区的引领示范带动效应充分释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措施。
成都日报 | 分享: 2021-10-29
  (张凤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长期以来,在农村地区由建房引起的邻里纠纷和关系冲突的故事时常上演。矛盾过去就存在,今时今日更加突出、更受关注。此类现象,揭示了农村建房与宅基地矛盾的困境,这种困境具有一定普遍性。将宅基地权属问题的复杂现实简单化归因、情绪化理解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推进、农村建房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  近期,根据笔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频现农村建房纠纷,已成为不少地区治理的难题。村民内部土地纠纷,在农村由来已久。一是筑墙建屋容易与邻里产生矛盾,这在老屋翻建时尤其容易发生;二是用于耕种的地边地头的纷争,也并不鲜见。这些纠纷看起来鸡毛蒜皮又曲折复杂,与历史演变、民间习俗大有关系。不少纠纷的出现,是由于村民私下订立契约,比如写张字条,找几个见证人,即视同将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移给另外一方,其他相关利益方甚至并不知情抑或并不同意,这就为日后矛盾滋生埋下了隐患。  而近年宅基地矛盾凸显,跟乡村现代产权意识觉醒有关。尤其是随着宅基地财富预期增加,人们对于附着其上的产权意识逐步增强,更加希望将争议宅基地产权划分清楚。加之如今的乡村人员外流,村庄分化,利益多元,一旦遇有老屋翻建或宅基地确权,一些权属不清的老问题便被翻了出来。倘若处理不当,便会致使矛盾升级。  仔细梳理近年来宅基地纠纷,至少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产权是否明晰。争论双方往往不能拿出权威的凭证主张自我权利,依靠的多是村民之间的口头述说。这种情况下,各说各话的情况在所难免。二是依法维权不足。为了化解矛盾,乡村各层面调节力量多次介入,相关当事人甚至通过联系媒体等多种渠道解决问题,唯独少见诉诸法律。三是乡村建房管理。如建房过程中涉及的“四邻同意”,原本是一些地方出于相邻权的考虑,为防止在采光、通风、排水方面对邻居有影响所做的设定,在产权不明的情境下反而成了矛盾引爆点。  概括而言,传统乡村调节机制面临困难,持续多年的矛盾如若找不到合适的解决路径,就容易发生打人伤人等极端事件。其中的盲点,同时也是化解的药方,都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笔者认为,在农村宅基地纠纷处理上,应朝着以下方面多下功夫。  一是从根本上看,要明晰宅基地权属。2015年以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持续推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但宅基地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农村宅基地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复杂,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周密谋划,稳慎推进。可考虑借鉴承包地确权登记积累的相关经验,加强权属调查、实地测绘,摸清“家底”,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为宅基地确权全面铺开奠定基础。  二是从长远看,推动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建房纠纷,村、镇各级干部曾多次参与调解,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说明这些问题不能仅靠自治来解求,需要诉诸其他有效途径。近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化解、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立案程序。”也说明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的必要。  三是从当下看,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梳理乡村建房矛盾点,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及相关操作。如“四邻同意”在某些地方操作过程中是否存在跑偏情况?建房审批文件中的四至标注是否明确?乡村建房规划能否更加细致,比如参考城市规划中的采光权、容积率以及建筑高度等因素?纠纷存在的前提下,无房户的居住权如何保障?以问题倒推的方式去思考,关注与居住权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减少农村建房矛盾发生的同时,也可以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8
小屠宰点为啥取消?农村杀猪吃肉成本会上涨吗……今年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后,带来一些新疑惑(记者 王成栋)“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千里之外,徐忠云也在逐步遣返部分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定点屠宰场法人代表。  今年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忠云的屠宰场点,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资料图片压减的背景出于环保和疫情防控需求,四川屠宰场点陆续减少了四分之三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先后加入了两个元素——环保和疫情防控。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的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群众的疑惑年猪还能不能杀?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过往,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习惯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7年和2018年的春节,一天最多杀过5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和完成屠宰。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的问题,群众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的影响波及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带的生意。”  有多高?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邻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应对的出路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企业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的希望。在业内人士看来,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分析: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至于是否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10-28
  (娄向鹏)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抓手则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源泉,没有产业兴旺,就没有真正的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从何抓起,其标志是什么?是品牌!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品牌经济贯穿和引领。  没有品牌,农产品就无法实现从产业优势转换成市场价值;没有品牌,消费者面对优质产品也不识。所以,品牌是带动整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抓手,是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金钥匙,是乡村振兴和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道路。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抓手”: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抓手,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品牌强盛是产业兴旺的抓手。资料图片  作为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到底该怎么做呢?  广西横州市拥有茉莉花、甜玉米、双孢蘑菇、蔗糖、桑蚕等多个全国性优势产业,但在品牌建设上,第一步只聚焦在横州茉莉花上。在外脑的协助下,抢占《茉莉花》世界级公共文化资产,推出“好一朵横州茉莉花”的超级品牌口令,创办“世界茉莉花大会”,成功打造“世界茉莉花都”,齐心协力把横州市建设成为世界茉莉花产业中心,推动茉莉花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2020年茉莉花(茶)年综合总产值达到125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引擎。  在河南西峡,仲景食品通过打造仲景香菇酱这一全国性创新品类品牌,实现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生态食品园的跨越式发展,成为A股市场“中国菌菇深加工第一股”。同时,带动了西峡香菇的产业转型和价值升级,推动区域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做大。目前,西峡香菇总产量突破25万吨,全国出口量第一,综合产值150亿元,成为“中国香菇第一县”,全县农民纯收入的60%来自香菇产业,成为伏牛山区西峡县富民强县的第一产业抓手。  横州茉莉花、仲景香菇酱都离不开农业品牌的策划和塑造。除此之外,宁夏枸杞、寿光蔬菜、盱眙龙虾、容县沙田柚、兴安盟大米、湘村黑猪、三江早春茶、兰格格乳业、新疆果业集团、沁州黄小米集团等品牌,也在福来咨询的智力支持下,以品牌建设为战略抓手,取得市场佳绩,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代表。  但整体而言,农业品牌建设,对于各级政府和企业来说,依然是一项崭新的课题,在理念、路径和方法上,存在很多误区和盲点,走了很多错路和弯路,亟须明道、优术和纠偏。  鉴于此,福来咨询推出《品牌农业4:新时代农业品牌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法》,以福来咨询团队亲身参与的上百例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建设实践为依托,以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的专项研究为基础,立足中国特色,借鉴世界经验,系统创导中国农业品牌建设的理论体系、战略路径、落地方法和实用工具。  做农业,不走弯路是最大的捷径!《品牌农业4》系统阐释了“双轮驱动”“三极联动”“战略寻根”“品牌找魂”“消费集体意识”“心智公共资产”“品牌图腾”“灵魂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名制”“激光传播”等福来原创的战略品牌营销思想和方法论,既有全球宽度和实践深度,又有市场角度和理论高度,对中国品牌农业事业正在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希望用一本书,透析一个行业的痛点与难点,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从根源上纠正理论混乱和道路错乱,让政府和企业少走错路、弯路,为农业品牌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作者为福来咨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组长)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7
  (张学军)国务院批复同意实施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描绘了新一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蓝图,阐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多少、建什么、怎么建、怎么管,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明了方向路径,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科学指南。尤其是,《规划》中明确要求“强化规划引领”,提出“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建设规划体系”,对于引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十二五”时期启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以来,有关部委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加强规划引领,强化政策支持,截至2020年底已经完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过去不同部委各自牵头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布局、建设要求、投入标准、组织实施等方面要求不尽相同,地方各级建设规划衔接不够准确,使得基层实际工作产生不少困惑,各级规划引领作用发挥不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际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约40%,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系统谋划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是稳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当前,全国《规划》已经正式发布,各地应全面领会文件要求,准确把握核心要义,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开展地方各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加快建立自上而下、衔接协调、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引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牢记首要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新一轮全国《规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粮食产能,提出了到2022年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25年稳定保障1.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0年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的具体指标。地方规划不仅要落实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也要落实稳定保障粮食产能的保供任务,应该综合考量资源环境禀赋和农业生产特征,使得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配与粮食生产保供任务承担相匹配,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共同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  二是深入分析论证,注重衔接协同。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规划编制必须经过多角度分析论证、多方面衔接协同。地方规划要深入调研水土资源、生态环境、资金筹措、生产方式、组织管理等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撑和约束,科学研判国计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和需求,准确把握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短板和瓶颈,按照“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下级规划服务上级规划、等位规划相互协调”的原则,研究提出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任务、推进路径和对策举措,为科学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三是找准建设重点,推行分区施策。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包括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个方面,投资不足一直是不少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痛点,找准建设重点、推行分区施策是缓解这一痛点的有效途径。地方规划要依据区域气候特点、地形地貌、水土条件、耕作制度等因素,立足提升粮食产能首要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提出不同分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短板弱项,找准主攻方向和用力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升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稳产保供能力。  四是谋划示范建设,推动创新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须大力引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加强工程建设与农机农艺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地方规划要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引导良田、良种、良机、良艺、良制相结合,推动农田建设与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相融合,因地制宜谋划一批高标准农田土壤改良示范、绿色农田示范、数字农田示范等重点项目示范建设,选择潜力大、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推进示范建设,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五是创新编制手段,提升编制水平。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事关国家粮食安全,还事关农村产业兴旺、农民脱贫致富、乡村田园风貌、农村生态文明等许多方面,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全民的德政工程。地方规划要注重创新规划编制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细化建设布局、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落实落细建设分区、建设重点和建设任务,实现各级规划在底图、底数、目标、标准、方法等方面融合统一;充分发挥科研机构、智库、专家等对规划编制的辅助支持作用,提高规划编制水平;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开言路,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使规划更好反映时代特色和现实需求。  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组织领导,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确保规划批准后顺利实施。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规划编制工作,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同、专家指导、公众参与的规划编制工作机制,组建规划编制专班,统筹确定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布局、项目安排、投资标准、资金筹措等重大问题,研究落实规划实施的组织管理、政策协同、资金支持、监督考核等保障措施,确保规划成果能用、管用、好用,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稳固基础。(作者系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6
四川将整合农业科研院所,为何整合、怎么整合、如何放大整合效果?整合的目的避免力量和资源分散 破除原有的壁垒整合的做法有“大院制”和“拥入高校怀抱”两大类作参考  (记者 王成栋)“开始了。”9月底,瞅着媒体刊发四川种业发展集团筹建初步方案的消息,赵俊随即发了一条朋友圈。在这位刚刚入职川内农业科研单位的年轻学者看来,四川种业发展集团提及的剥离下属事业单位资产,正是农业科研院所整合的前兆。  自今年6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以来,相关领域的工作随即悄然展开。眼下实施方案虽未公开,但业内人士的议论与猜测并未就此停歇。那么,农业大省四川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的缘由是什么?是否有前路可循,又该如何放大整合效果?位于简阳的省畜科院良种繁育基地。资料图片整合的缘由是什么?●基于行业管理设置的科研院所,正在经历“散、耗、弱”的考验  “确实到了该整合的时候了。”常年研究四川涉农科研机构的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所长明亮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陆续依托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设立了省级农业、林业、草原、水利、畜牧、农机等科研院所。“行业区分明显,专业性比较强。”明亮说,前述科研院所的主要作用,是为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决策参考等。  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农业科技创新形势的变化,前述涉农科研院所的“线条分类”管理机制不足越发明显。  首先,是科研创新链的孤立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董事长康凯宁表示,现代科研是系统工程,不仅强调领域的专业性,还要求链条的融合性,即“创新链”。如此,过分强调专业性而忽略融合创新已经很难走得远。  康凯宁所言非虚。省林科院相关负责人坦言,一项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革新,至少需要湿地、草种、畜牧、野保、水利等十余个领域专家相互配合才能实现。但现实是:草种、畜牧、水利分属三个省级涉农科学研究院,与牵头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课题的省林科院互不隶属,“连行业主管部门都不一样。”  其次,是科研院所的内耗与资源浪费。“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内卷’。”成都某家禽饲养企业法人张立表示,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军肉兔养殖领域。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常有互不隶属的两家科研单位上门就常见病的防治研究寻求合作,“一打听,两家课题核心内容基本一样,就是叫法不同。”而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调研员彭宽田则承认,在草原科学研究领域,不少科研课题均需要经过相同的实验获取数据。但不同的科研单位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基础数据和数据共享。  最后,是科研院所规模偏小。“全院在编人员只有102人。”省草科院党委书记刘汉中介绍,该院下设六个研究所,扣除必要的行政管理人员外,每个所只有十余人。2018年前后,省草科院主动将牦牛所和绵羊所合并成高原动物研究所,目的就是内部优化整合资源。  明亮介绍,根据现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团队规模、设施设备、人员素质等都是衡量科研团队的核心指标。人少,则代表着设备不多,更意味着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力偏弱。省农科院最新研发的马铃薯雾培脱毒种薯技术使产量大增。 记者 吴传明 摄整合的做法有哪些?●强强联手、混合编组,是“先行者”们的经验  问题摆在眼前,那么,到底如何整合?“思路有很多。”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尹宏介绍,此前,广东、山西、湖南、江苏等省份均先后对科研院所,特别是涉农科研院所进行整合式改革。在业内,其宏观改革思路分为两类:大院制、拥入高校怀抱。  前者,广东是典型代表。2015年以来,原广东省科学院、原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原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原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等研究院所陆续并入新组建的广东省科学研究院。目前,该院在职员工已达4000余人,规模位居省级科研单位第一。  后者,做得最为彻底是山西。2019年,山西农业大学与山西省农科院进行合署改革成立新的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林科院等随之并入。“机制更灵活、资源也更聚焦。”山西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全国一样,合署之前的山西涉农科研院所均为公益性事业单位,项目、经费和成果转化路径单一。而与山西农业大学合署后,以往“同题竞争”的科研人员实现了联手协作,且经费来源、成果转化途径更加多样化。  在微观层面,首先要做的是平台与资产的统一管理。  四川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杨文钰介绍,由于种种因素,涉农科研院所办企业和拥有经营性资产是普遍现象,且多数具备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的平台功能。在机构整合之后,这些企业和资产同样面临着重整版图的压力。  “最好是拧成一股绳。”湖南省农科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近年来,该院在整合省内涉农科研院所资源时,将经营性资产统一打包至同一个平台企业管辖。“农业科研必须面向市场,所以没有一个平台跟市场打交道是不行的。”前述负责人介绍,此前各科研院所均有院办、所办企业,但规模普遍偏少,而整合之后的新平台企业,一跃成为湖南省内规模前10的农业创新企业。  其次,还要做好“合并同类项”和“有机混编”。  “改革的目的,就是避免力量和资源分散,破除原有的壁垒。所以,重点就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江苏省林科院副院长王保松介绍,在整合省内科研院所的过程中,该院有意识地将研究领域类似、关联度较高的单位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实现了下属研究所规模和设施设备水平普遍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在有机混编上,则明确科研所内,关联学科人员不得低于一定比例且还要具备一定学历和职称,“类似于合成军种的概念,以后遇到跨学科课题,就不需要再去找领导协调批条子。”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泸县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在田间进行秧龄调查。记者 何海洋 摄竞争弱化疑虑该咋办?●整合资源方能参与更大竞争,人如何激活才是关键  即便是众所期待,但仍有不少人对整合存在着疑虑。  最大的疑虑,是原有的竞争格局不复存在。在采访中,不少科研人员和科研体制改革研究者提出最多的隐忧是:整合或将弱化创新创造的竞争环境。  事实是否如此?“首先,眼下不是竞争是内耗。其次,真正的竞争是要在全国全球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在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楠看来,整合更是为了更高的平台上迎接更大的竞争。王楠提到一个区域经济学现象:近年来,不少省纷纷祭出“强省会”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省会,以此为平台聚集资源,以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中赢得先机,进而带动全省更高水平的发展。与之相类似,四川如能有效整合既有的农业科研院所,就能在兄弟省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王楠的观点,在辽宁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我们就是涉农科研院所整合的受益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占祥介绍,2017年和2018年,借助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契机,辽宁省农科院进行了两轮“扩编”——先后整合了原省农委、科技厅、原林业厅、原海洋与渔业厅、农垦局5个厅局所属的13家科研院所。  借助“扩编”,辽宁省农科院实现了平台资源的聚集。最为典型的是,原林科院与原海洋研究院的珍稀鱼类研究人员、设备、经费“合并同类项”后,相关领域博士生导师就达到10人,创建国家级实验室“一路绿灯”。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共拥有36个国家、国际科技平台,综合实力从2017年前的全国中游跃居全国前列。  “当然,内部的激励奖励机制还是要有。”作为西南交大科技成果混改的“操盘手”,康凯宁认为,整合能否真正成功,关键还在于对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调动上。他建议,趁着整合的契机,分门别类对不同领域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建立差异化的考核机制,以鼓励科研人员更大程度参与创新创造。特别是,对于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要有更多的耐心与包容。而对于以实用技术(含品种研发)为主的科研院所和人员,则打通个人贡献与成果收益之间的联系,“让大伙更有干劲。”  省委编办相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结合兄弟省市经验做法,结合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加快方案编制和实施农业科研院所整合工作,最终确保涉农科研院所资源整合工作顺利进行。四川省林科院实验中心,专家在清点野生动物标本。资料图片他山之石陕西  陕西是全国最早整合涉农科研院所机构与资源的省份之一。1999年,原陕西省农科院与原陕西省畜科院、原陕西省农机院等科研院所合并后,携手原西北林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并之后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农林领域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涉农高校,并先后成为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和“双一流”高校。  同时,为服务所在陕西省农林领域的科技支撑和决策参考需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组建完毕后,专门内设陕西省农林科学院(西农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而背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棵大树,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科研项目和经费、重点实验室、人员团队与素质等均位居全国省级涉农科研院所的前列。广西  广西是全国最近一个整合涉农科研院所的省(区)。去年,广西提出重点优化提升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广西林科院科研实力,打造面向东盟、国内一流的地方科研院所。  同时,聚焦全区研究资源相对集中的中医药、畜牧水产、海洋等领域试点整合重组或重新剥离组建若干具有广西特色优势的科研院所。最终,组建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医学科学研究院等。此外,广西还明确,将梳理经营状况较好、资产较为庞大的院所,在整合资源后,逐步转制成涉农科技型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目前,广西已初步完成省级涉农科研院所二级单位的合并与裁撤和资产清理工作。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广西医学科学研究院等新的科研平台已全部挂牌成立,部分涉农科研院所的经营性资产正在划转之中。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10-26
(记者 孙眉)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开启碳中和征程的起始之年。沼气利用厌氧发酵技术处理各种有机物生产清洁能源、优质有机肥,一直在为中国减排固碳、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做着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都对沼气建设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支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沼气建设与发展的支持力度,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700亿元,专项用于户用沼气池和各种类型沼气工程建设补助,支持村级沼气服务网点建设,并开展了农村沼气转型升级试点项目。截至2020年,全国已推广户用沼气3900万户,建设各类沼气工程超过10万处,形成年产沼气200多亿立方米的能力。可以自豪地说,经过多年长期的发展,中国的沼气技术水平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推广规模全球第一,应用领域实现了农业农村、城市和工业的全覆盖。  就地、就近、循环有机  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  在农村沼气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原料底物的沼气工程,如以秸秆、畜禽粪污、城乡生活垃圾及混合原料为底物的沼气工程都已具备工程先进性。各地规模化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充分利用生物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沼气和有机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针对高含固率物料,干式发酵已逐渐成为新型的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厌氧处理技术。针对厌氧消化过程中仍存在大量沼液消纳困难和北方地区保温性差的工艺问题,黑龙江省林甸畜禽养殖生物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做出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在处理高寒地区畜禽粪便和秸秆的同时,利用干式厌氧发酵大大减少了沼液的产生量。  近年来,农村沼气工程依托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和循环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为农村沼气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比如,梁家河沼气示范项目形成以果、沼、畜为核心的区域农业农村绿色有机循环模式,以畜禽粪污为生产原料,每年可处理1800吨原料,年产沼气7万立方米,年发电量约12万千瓦时,年减排约800吨二氧化碳;年产沼渣100吨,沼液1500吨。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用于千亩现代生态果园,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及后续沼渣沼液的肥料化利用。  除厌氧消化沼气产物可进行能源化利用外,在农村沼气工程中沼渣沼液产物综合利用成效也较为突出。经厌氧消化过程消毒灭菌及虫卵等处理,沼渣沼液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是优质的农用有机肥。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镇建有8个体积为3200立方米的沼气发酵罐,日处理鸡粪300吨、冲刷鸡舍的污水300吨,日产沼气3万立方米,日均发电量6.5万千瓦时,年发电并网2200万千瓦时。该项目每年产生8万吨温室气体减排量,该减排量通过国际第三方核查机构核证及联合国签发后,通过世界银行进行碳交易,每年可获700万元碳减排收益。沼液直接就近还田利用,或给沼液膜浓缩项目提供沼液原料,沼渣与鸡粪混合可以做有机肥。  变废为宝 绿色生产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我国是世界最大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国,农业废弃物的资源量极大,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秸秆等固体废物就地焚烧产生大量的废气,同时,在自然条件影响下,固体废物中的一些有害成分转入大气、水体和土壤,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具有潜在的、长期的危害性。因此,对农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均可作为厌氧生物发酵的原料。  农业废弃物是指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的有机类物质,包含农业生活生产和畜禽养殖业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果蔬废弃物、畜禽粪便和农村生活垃圾。厌氧发酵的产物为高热值的能源——沼气,属于可再生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等特点,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燃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能源紧张的矛盾,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根据《中国有机肥养分志》数据分析,我国畜禽粪污产沼气能力为100-480立方米/吨VS,基于当前总体不超过10%的资源沼气化利用率,按照单位粪污可产沼气16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当前畜禽粪污的沼气生产量约为26.9亿立方米。2030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5%和85%以上,预测畜禽粪污可利用量可达29.9亿吨,按照资源沼气化利用率50%,单位粪污产沼气30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约为447.8亿立方米。预期至2060年,我国畜禽养殖的主要畜种将实现全部规模化养殖,即粪污可利用量为35.7亿吨,按照资源沼气化利用率80%,单位粪污产沼气50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约为1428亿立方米。  2015年全国范围内已建成大中型秸秆沼气工程共458处,每个沼气工程日产气量大约为1000-2000立方米/天,全部秸秆沼气工程全年运行的沼气产量为2.5亿立方米。我国农作物秸秆产沼气潜力为200-350立方米/吨VS。2030年,全国将建立完善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资源沼气化利用率增加到20%,可用于沼气生产的作物秸秆资源量为1.9亿吨,单位秸秆产沼气能力为300立方米/吨,估算农作物秸秆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为513亿立方米。预测到2060年,资源沼气化利用率约为40%,可用于沼气生产的作物秸秆量为3.6亿吨,单位秸秆产沼气能力为320立方米/吨,估算农作物秸秆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为1094亿立方米。  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包括沼气在内的生物质能行业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源革命与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宜居村镇建设将成为“双碳”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由于产业政策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行业发展不均衡、现有政策补贴机制待完善、市场化动力不足等因素,需要整个沼气行业迎接挑战,砥砺前行。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记者 颜旭)相对于农药的家喻户晓,农药废盐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是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以无机盐类为主要成分的物质。农药废盐含有一定量残留的反应原料和农药及反应副产物等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大多数毒性大、积累性强、难降解,需要严格管控。“化工废盐每年产生量约为2000万吨,其中农药废盐是产生量最大、特性最复杂的一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郝雅琼告诉记者。  农药废盐处理刻不容缓  我国是农药原药生产大国和农药使用大国,农药行业健康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农药废盐的无害化处置则是农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利用处置受阻将反向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盐类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极为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目前我国每年工业用盐的缺口达200多万吨。“将农药废盐预处理,去除其中的有机污染物后作为工业原料,不仅可以消除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充分利用宝贵的盐类资源,实现循环经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亚说,然而废盐综合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明,并且缺乏相关的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致使综合利用受阻,废盐已成为制约农药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  “当前农药废盐主要去向有三种。”郝雅琼指出,一部分进入刚性填埋场填埋,这种方式处置费用高昂,加之刚性填埋场库容有限,难以满足农药废盐处置需求;一部分废盐被暂存于产废企业仓库中,这种方式致使企业“胀库”现象频现;还有部分废盐用于氯碱、纯碱、融雪剂、水泥添加剂等生产。但由于各企业废盐产生工艺的差别,废盐中杂质含量差异明显,并且缺乏相关的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废盐综合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明,致使废盐综合利用受阻。  资源化利用有路可循  “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资源化利用回收农药废盐中的有益成分。”郝雅琼告诉记者,需要通过预处理去除废盐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保障后续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但传统高温热处理存在设备腐蚀问题,而深度氧化技术难以适用不同类型的农药废盐。  记者了解到,徐亚团队近日在环境领域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另辟蹊径探索中低温去除废盐中有机有害物质的可行性和普适性。研究结果表明,超过一定温度后,农药废盐中有机组分去除率对温度不敏感,中低温预处理在大部分条件下可达到高温预处理的效果。  “该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预处理温度的准确识别,在解决融盐问题的同时实现有机有害组分的高效去除;二是揭示有机组分的残留水平和形态,以准确评估预处理后的环境风险特征。”徐亚告诉记者,从实践角度来说,希望通过上述科学问题的解决,掌握中低温预处理的适用废盐类型和工艺参数,为后续中低温热处理的工程应用提供指导。  徐亚表示,团队将围绕国家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需求,重点突破固体废物环境资源属性识别、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污染物协同控制、智慧填埋技术、工业窑炉协同处置技术等关键技术,构建支撑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技术和标准体系,助力提升我国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有效处理还需多方共治  持续有效的处理离不开标准的技术规范。“我们研究所受生态环境部委托,目前正在承担《农药废盐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郝雅琼告诉记者,该技术规范将给出农药废盐主要利用方式及其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预处理产物技术要求。该技术规范的出台将使得农药废盐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运行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批和监管有据可依,从而防控农药废盐综合利用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促进农药废盐的有效利用。  “实现农药废盐的综合利用,需要多方互动、共同努力。”郝雅琼建议,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制定农药废盐的利用方案,建立废盐“点对点”定向利用模式,推动提升废盐的利用率。  此外,农药废盐预处理和利用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大、技术含量高、建设运行难度大,难以做到每个企业建设一条生产线。“建议以园区为单位,建设农药废盐资源化利用中心,对废盐进行统一的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现废盐利用的专业化和规模化。”郝雅琼说。  最后,不同农药产品的废盐所含杂质的成分和含量都不同,预处理技术路线和参数也不一样,且不同成分的废盐综合利用方式不同。“因此建议在产生节点将不同成分的废盐进行分类收集,形成单盐,避免产生混盐,降低废盐预处理的难度。另外,研究开发成熟的农药废盐中有毒有害物质去除关键技术,提高废盐综合利用水平。”徐亚说。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杨海成)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高速增长,农产品市场愈加多元,产品结构更加多样。我国逐步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  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地位显著提升  入世前的1996-2000年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年均增速为2%。入世后,我国农业高度开放,农产品关税大幅削减,市场准入门槛显著降低,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享受到WTO其他成员国给予的优惠关税和市场准入机会,农产品贸易进入快车道。2001-2020年,农产品贸易额由280亿美元增至2468亿美元,年均增长12%。  2001年入世时,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农业增加值的15%。入世后,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加深,2020年农产品贸易额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升至21%。大豆、肉类、植物油、食糖等大宗产品进口成为重要的供给来源。我国农业与世界的融合度逐渐增强,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0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全球的3%,2020年提高至8.5%,排名由第11位上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  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  入世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常年高于进口,贸易基本保持顺差。入世后,进口以高于出口的速度迅猛增长,贸易由顺差逐渐转为逆差。2001-2020年,农产品进口额由119亿美元增至1708亿美元,年均增长15%;出口额由161亿美元增至760亿美元,年均增长8.6%;自2004年起,由顺差转为逆差且逐年扩大。2004-2020年间,逆差由47亿美元增至948亿美元,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进出口增速。  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净进口激增。入世之初,我国大宗农产品中只有油籽、植物油和部分畜产品净进口规模较大。入世后,除原有这些产品净进口继续扩大外,谷物、棉花、食糖、肉类、乳制品等农产品也实现大规模净进口。20年间,大豆净进口量由1000余万吨增至1亿吨;食用植物油从100余万吨增至1000余万吨;谷物由净出口500余万吨转为净进口3000余万吨,其他大宗产品净进口也成倍增长。  贸易圈子不断扩大,产品结构愈发多样  入世前,我国属于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圈外人”,进出口市场很多但贸易集中度较高。2001年,我国与198个国家和地区有农产品贸易往来,而前10位的贸易额占比达70%,主要集中在东亚和美洲地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更加多元,贸易集中度进一步降低。2020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增至216个国家和地区,前10位贸易额占比降至58%,地域范围扩展至全球各地。  产品方面,入世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产品贸易侧重出口创汇和品种调剂,主要出口水产品、蔬菜、禽肉等产品;进口油籽、植物油、羊毛、生皮、冻鱼等产品。这些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原料型产品占比较高。入世后,农产品贸易的功能逐渐转向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农民增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比较优势,成为出口主导品种,但谷物、肉类等出口逐渐减少。进口结构中,油籽、谷物、植物油等原料型产品进口继续增加,而肉类、水果、乳制品、对虾、葡萄酒等直接消费品和深加工产品进口逐渐增多,品种也更加丰富。  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出口示范效应更加突出  入世后,我国履行承诺,逐步开放外贸经营权,将管理制度由审批制转向备案登记制,同时取消外贸经营的门槛限制,扩大外贸经营者的范围。在外贸环境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和类型不断扩大,涉农民营及外资企业数量和比例也大幅提升。  出口企业的不断壮大给产业和地区带来的示范作用越来越突出。入世后,农产品出口企业纷纷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安全和标准控制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这些高于国内的标准和领先的技术体系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出口企业集中的沿海地区为内陆省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带动了其他地区贸易的发展。(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四川农村日报讯 记者 洪瑜 王爱琳  深秋,清晨,天刚刚亮,小石村里一排青瓦屋檐长廊下,已经三三两两坐满了早起的村民。喝茶,聊天,摆摊,家长里短抑或张罗生计,各得其乐。  外来游客在隔壁的共享民宿里醒来,呼吸山里的第一口清新空气,也第一眼感受到这乡野生活的浓郁气息。  这是地处成都之北、从平原刚刚扎进龙门山地的一个小山村,现已改名为金城社区,但人们大都习惯称呼它原先的名字——小石村。  金城社区隶属彭州市桂花镇,曾经是个普通而凋敝的小山村,如今,村民对外都能自信而清晰地自我介绍:“我就是彭州那个大屋檐村的。”  这是怎样的一片屋檐?如何成为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身份识别?它的意义又在何处?  我们走进桂花镇金城社区发现,这和乡村建设和治理实践相关,这和如何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相关,这和乡村振兴大课题相关。村民和游客,在“屋檐”下和谐共处。壹 碰撞:切中要害  故事首先发生在2017年。年初,41岁的岳付飞被“强行”邀请回家乡选为村支书。岳付飞曾在外经营餐饮,非常成功,精明能干,思路开阔,无论是村民还是上级党委政府,都对他寄予厚望。  小石村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年代”,所在地有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国有跃进煤矿,一度比较富裕。汶川大地震前后,煤矿彻底关闭,灾后重建虽然让村民住进小楼,但产业消失也让小石村一时找不到出路,陷入低迷。  岳付飞接手之时,小石村已经人心涣散,发展滞后,选不出合适的人,村支书空位一年多。他对家乡知根知底,对症下药,首先在乡村治理、凝心聚力方面动了不少脑筋,下了不少功夫。  大半年后,和所有人一样,他积极思考:还是得有产业支撑。  他想到了时下正火的民宿,于是上门找到从清华、哈佛毕业的设计师李烨,踌躇满志地说要做一个“顶尖的民宿”。  李烨受邀而来,进小石村一番调研了解,很快反驳了这个提议。  “这里不能先建一个商业建筑,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会做得非常疲惫,而且会把整个计划拖垮。”李烨建议首先建一座公共文化建筑,通过重建公共形象,去找到这个村庄的身份认同,唤醒村民的风貌、文化,把自信心、凝聚力提升起来,从而唤醒村子的内生动力。  岳付飞幡然醒悟,这和他最初的思路一脉相承,只是他在把握产业项目进入的点上急于求成了。小石文化大院,是第一个“屋檐”作品。贰 试验:豁然开朗  但,公共文化建筑怎么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李烨来到村上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小石村是震后重建的村落,这里的村民基本都是由四周搬迁至此,在统建起来的小楼里居住。所有人之间其实是一种陌生状态,村里也缺乏像样的公共空间。  建筑设计师是如何让老百姓感到幸福的?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同时解决社区、人文、自然、物理空间乃至资金的问题?“同一屋檐下”概念在李烨大脑中孕育而生。  于是,在上级经费支持和帮助下,他建造了第一个建筑——小石文化大院。一个“包容一切活动的瓦屋顶”,包含了日间照料中心、乡村卫生站、乡村夜校、健身房、忠孝文化展厅等多重公共功能。  有了这个“大屋檐”,村民生活状态一下子来了大变化。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自然地聚集起来,在文化大院的屋檐下喝茶、吃饭、打牌、买卖等。  “大屋檐”在小石村的成功建造,引起上级党委政府更多关注。在更多经费资助下,“同一屋檐下”主导理念进入整村规划设计,小石村逐步营建了“五统一”(农具存放、谷物储存、洗衣晾晒、红白喜事、谷物晾晒等)、文化长廊、岳飞广场等公共空间。  传统乡村里那种“屋檐下的生活”重新上演,整个村子都焕发着久违的生机。此时,产业引入时机成熟,屋檐同时在共享民宿、麻饼厂、蜀中糖门工坊等建设中延续。“如今,整村屋檐已绵延600多米。”岳付飞感叹。  10月间,我们在村上正好遇到在村上考察的浙江某集团公司负责人,他们在村里的项目已经签约,计划投资5.01亿元,打造占地236亩的集日常休闲、旅游体验、假日训练、乡野赛事为一体的运动康养基地。这在小石村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共享民宿的“屋檐”是小石村的亮点。叁 启示:活力焕发  如今,当你走进改名后的金城社区,你会不自觉地被这些蜿蜒多姿的屋檐吸引,它们向外伸展,充满善意和温暖,村民们就在下面忙着生计,或者生活。  “乡村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民众在长期集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同时是民众文化意识和精神力量之源,也是重要的‘文化记忆场所’。”李烨感叹,屋檐是老百姓传统的沟通空间,借屋檐,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原本的传统生活带回乡村。  同时,屋檐下,村里人与外来者,也能在这里沟通。通过交流产生新的文化,让外来者也能看到乡村生活的样子,让村庄成为一个任何人都能参与的生活。  同一屋檐下,是一种“共享”,这又成金城社区乃至桂花镇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岳付飞介绍,村中三分之二的项目,都是由村集体、运营公司、老百姓三方占股。  金城社区不是孤例。金城社区原先隶属磁峰镇,在我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实践中,磁峰镇与桂花镇合二为一。  合并后的桂花镇全力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从“屋檐下”得到启发,提出的发展思路是——“民宿点亮乡村,共享促进振兴”。在镇上的一份材料中,他们总结出“一二三”工作法,即“坚持一条主线,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率先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主导线’”;“用好两大资源,把盘活闲置资产和引进人才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关键点’”;“开启三轮驱动,把开启国有公司片区开发、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村级集体发展共享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发力点’”。  目前,彭州的民宿产业发展异军突起,业内有“东有莫干山,西有龙门山”之说。就资源禀赋而言,金城社区及桂花镇偏于一隅,在彭州并不醒目。然而,谈及彭州民宿业,桂花及金城社区却是主角。  今年国庆节前,2021中国民宿产业生态大会暨第四届龙门山民宿发展大会在彭州举行。同步举行的还有“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展,诸多建筑设计师们就乡村建设提供更加多元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乡村振兴的不同思路,会场就在金城社区。这是“屋檐”的魅力,也是桂花的作为。(受访者供图)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10-22
(陈学渊)耕地细碎化问题是当前造成耕作成本高、生产效益低的主要问题,对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农民增收有较大制约,也不利于新型机械、信息技术的应用。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举措。资料图片  近年来,国家法律政策层面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在实践中探索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的解决。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2015年,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原国土资源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为工商资本给农业带来资金和现代生产要素以及保障农民权益提供政策保障和依据;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理上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重点关注防止流转土地“非粮化”、保障流转双方权益以及规范工商资本流转耕地。相关政策出台确立了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框架,规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等权能,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准入监管制度,为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据此,各地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推行“按户连片耕种”模式,严格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以农户为单位调整耕种土地位置,通过村组内部经营权流转、承包权互换和承包地重分等形式,使每户耕种土地连成一片、最多不超过两片且“不插花”,同时不改变农地性质,守住耕地红线。安徽省怀远县徐圩乡殷尚村村民,自发提出了“小田并大田”的建议,采用两个村民组整合在一起合并地块办法,以农户土地确权面积为基数不变,合并地块采用抽签方式分配到户,形成“一户一块田”。在此基础上,徐圩乡又探索小田并大田、建设“大块田”改革,探索土地托管经营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承包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面积超过3000万亩。  鼓励有条件区域积极开展试点,探索破解的新路子和好办法,为乡村振兴释放持续的“土地红利”。结合调研,笔者认为,各地在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稳妥有序推进。耕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的生活资料和保障资料。完善和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流转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有效改善耕地细碎化的状况。其间,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基本前提。充分了解和反映农民心声,在完善农地法规政策中充分体现农民意愿,建立明确的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作为重中之重。  第二,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地方政府部门应以农业现代化为导向,整合涉农资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首先,从“田、水、路、林、村”层面进行土地综合整治,挖掘土地生产潜力,增加耕地面积,根据本地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促进耕地规模化经营;其次,注重农户地权的整合和地块的调整或置换,扩大农民单位耕作面积的规模,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应有作用。在土地整治过程中,注重扩大公众参与度,不仅有助于实现土地整治从根本上满足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的目标,还有利于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第三,建立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在土地流转中首先要明确土地产权,为土地整理中的地块互换、权属调整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规模经营。建立扶持发展专项资金,加大金融部门的贷款支持力度;  总之,破解耕地细碎化的问题要着眼于乡村振兴,提升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而为农民增收释放持续动能,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率和水平。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主任)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9
(记者 张艳玲)“这次培训给我们驻村帮扶干部提供了一次‘充电蓄能’的机会,培训时间虽短,收获的却是对今后工作的启发和方向,增强了我们办实事、开新局的能力和底气。”近日,2021年四川省及眉山市相关部门选派驻村干部培训会在眉山市丹棱县举办,在课堂教学、实地调研后,眉山市交通运输局驻村干部邱星面对乡村工作,信心满满。  近年,四川省眉山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累累硕果,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面对将脱贫攻坚积累的强大势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巨大动能的新形势,眉山多管齐下,齐头并进。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桔橙喜获丰收  衔得准  2015年,洪雅县东岳镇桥口村贫困户郑超一家达标脱贫。2019年,因郑超不幸身患重病,治疗费用高,返贫风险陡然增大,帮扶干部冯秋文及村“两委”决定继续深化帮扶。冯秋文经常来到他家,了解郑超病情,帮助其妻子争取公益性岗位。  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乡村振兴如何接得上?眉山市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对接中央、省有效衔接相关政策出台情况,构建了《全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以及各部门行业政策的“1+N”政策体系。同时,对全市2597户共6299人开展动态监测防止返贫,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为了确保衔得准,今年8月,眉山市进行了大梳理——将已经达标退出的316个省定、市定贫困村进行再分类,确定了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48个;乡村振兴任务繁重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等184个。  以此为基础,眉山市对此前建立的部门帮村结对关系进行调整优化,坚持定点输送,每个单位选派一名年轻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队员,驻村工作队队员参照第一书记管理,全脱产驻村工作。市、区(县)319个机关单位结对帮扶232个村,选派了694名机关干部驻村工作。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兰沟村竹里巷子  扎得牢  初秋时节,走进仁寿县虞丞乡同意村,郁郁葱葱的果树下,一条整洁的乡村栈道蜿蜒曲折向前延伸,劳作之余,村民们在新建的广场上愉悦地歌唱、舞蹈、散步。谁也无法想象,这里曾经全是泥巴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村子,竟会变成这般模样。  放眼眉山全市,在村容村貌提升工程和农村垃圾、生活污水、厕所“三大革命”推动下,眉山全市10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79%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  硬件设施齐全了,乡村产业的根也扎得更牢了、更深了。这两天,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平山村的村民正忙着栽种榨菜,他们要在10月底前完成2000亩的种植任务。平山村原本是个贫困村,依托榨菜种植产业,在2016年退出了贫困村序列。  在眉山,一碟小泡菜,早已做成了年产值近200亿元的大产业,为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作出了不小的贡献。2020年,眉山市泡菜产业直接带动相关就业人员人均增收1500元。  泡菜只是眉山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眉山市紧盯成渝双城经济圈市场需求,打出了一套做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组合拳:建设全球泡(榨)菜出口基地、长江上游柑橘产业带、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美丽竹林风景线,一批高水平农业园区、一批高质量农业项目、一批国省一流农业产业逐渐成形成势。  据统计,眉山全市耕地亩均农业综合产值由2000年的2156元,提升到2020年的10517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有效带动了乡村发展。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虞丞乡同意村的柑橘产业园内,该村新上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尹正在和果农一起进行柑橘秋季管理  留得住  走在丹棱县幸福古村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望着夕阳映照下别有一番韵味的小村庄,“小桥、流水、人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等别具画面感的诗句便会自然浮现在脑海中,淡淡的乡愁油然而生。凭借“乡愁”这张文化振兴牌,幸福古村“火”了。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眉山市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依托当地丰富的乡村风情、民俗文化、生态康养资源,眉山推出的“东坡文化·味在眉山”“森林度假·生态康养”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迅速蹿红;稻香湾等40余个乡村景点成网红打卡地。  乡村美了,城里人忙碌之余想要回到乡村,为心灵寻一方净土;乡村旺了,外出打拼的乡村年轻人动了归巢的念头,想要在家乡的发展中谋一份前程。恰逢村(社区)“两委”换届,眉山市对全市847个村(社区)“两委”成员进行了优化强化,确保“头雁”选强、队伍配优。  换届后,全市村(社区)“两委”成员呈现出学历提升、年龄下降的变化趋势,干部队伍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与此同时,机关部门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干部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理念。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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